球盟会营院深深几多情：十年代海军大院工作生活片段珍忆北京西郊，公主坟西南，海军大院……绿丛掩映中营院角落，曾经是那么神秘，安静中隐藏着激荡的青春和热烈的年华，有多少令人难忘的过往与故事。

　　每每经过公主坟立交桥上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往那个方向张望，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熟悉的身影与脸庞。那可是自己生活工作了30多年的地方啊！

　　1981年10月5日一大早，坐了一夜火车、背着背包的我，从大连旅顺来到北京站，坐地铁在立新站下车，在公主坟的西南角，找到了海军大院东大门。当时，北京的西三环路没修通，海军大院东大门外是一片工地，一些平房还没拆完，海军大院还没有北门，只能穿过工地来到东门。通过东门传达室，我拿着登记条来到黄楼门口，又通过值班室与报社联系，报社通联处余大吉干事下楼，将我领进了位于5层的人民海军报社。在经历了3个月学习和近2年帮助工作后，我于1983年6月被正式调入人民海军报社工作，先是在通联处，后是在文化处，再后来又到政工处、记者处，一晃就是30多年，直到2013年光荣退休。在人民海军报创刊60周年之际，曾套用《浣溪沙》格式仿词一首，用以形容在报社工作三十年感受：“谁念黄楼独自忙，苍苍柳杨轮临窗，回望匆匆三十年，尽揽四海狂涛浪，笔耕消得双鬓白，当时只道是寻常。”再次品读，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海军大院与黄楼，伴着我度过了青春年华和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近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许多往事与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昔日的毛头小伙，成了如今花甲老年，感慨与感叹，美好与酸甜，艰辛与收获，留恋与怀念，欣喜与安慰，一齐涌上心头。想想当初来到北京，踏入海军大院进进出出，平平常常，没觉得有什么滋味；在报社整天编稿、写稿、改稿，更没觉得有什么成就感。可当这一切成为历史之后，却忽然觉得这些是那么亲切，那么珍贵，那么令人不舍，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那些兴高采烈与苦闷委屈，都是那么的有滋有味，久嚼不淡。

　　年轻时在大院工作，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条件差、工作艰苦。首先是住的，一家好几口人在筒子楼里挤一间屋是常有的。我刚刚来到时，先是在办公室住了半年多球盟会官网入口，晚上支起行军床，白天收起来不能影响办公。后来确定调我之后，就让我到西门内11号楼2号门，住到杜红旗编辑家当仓库的屋子里。再后来，报社单身干部分房，我与李之千分到15号楼2号门的一间房，之后李之千调到广州，赵玉福与我一个房间，赵玉福后来又调至海司，我结婚后就在这间房子住下了，一住就是10年，等到孩子7岁时才分到了一套小两居室。在15号楼，我们一层共10间房子，基本是一家一间，5家伙用一个厨房，10家共用一个厕所。一间厨房摆5个炉灶，人转身都困难。同层的一位老同志叫冯宝石，退休前是歌舞团的副政委，他在厕所里制作了轮流打扫卫生值日表，还写了几句顺口溜：“十间房子十家住，条件实在太艰苦，清洁卫生很重要，环境大家来维护。”

　　那时吃饭也艰苦，周末食堂都是开两顿饭，9点一顿，16点一顿，常常一到晚上就饿了，为此，大伙4点吃第二顿饭时多买个馒头，夏天用热水泡着吃，冬天放在暖气上烤热吃。当时冬天没菜吃，家家在楼前挖地窖，存着一些大白菜和土豆等。

　　当时，办公条件也是很差的，别看黄楼外表十分威武雄壮，可办公室夏天是没空调的，一处室一台落地风扇，转不到各个位置，一般都是每人一个小扇子，每人办公桌下挂着个小毛巾，用以及时擦汗。1984年以前，部队是没有夏装的，到了最热的季节，也得穿着长袖装上班。我们年轻些的，晚上很少不在办公室加班的球盟会官网入口，不是学习，就是编稿，到了夏天，桌子上的铁皮台灯，往往热得烫人。那时大家坐的都是几十年不变的木头椅子，椅子上擦不掉的黑色油污已经发粘，夏天坐上去起来时裤子都会发出吱啦响声。那个时候，虽然生活和工作艰苦，可大家都这样，也就习惯了。

　　那时，黄楼5层，夜里的灯光天天亮到半夜以后，年老的在加班，年轻的在学习。值班室里，年轻编辑在排队等着记录部队作者的电话稿。

　　在我记忆里，从来到报社的那天起就是这样的情景：一个办公室要摆6张以上桌子，每个人都伏案工作，整个室内寂静无声，除了偶尔有电话外，只有沙沙的改稿声，编辑个人打电话约稿都是到值班室，处长与编辑有事交代多是写个纸条。那时的报社，工作起来十分认真：一篇稿子要看一遍、改一遍、再看一遍，钢笔或圆珠笔改后再用红毛笔再涂改一遍，感到没问题了再填写稿笺交给处领导；许多稿子编辑要用一行20个字的格子稿纸重新抄写一遍；如处领导发现编辑编过的稿子出现差错和不通顺情况，会把编辑叫过去小声指正，出现严重错误也会受到大声训斥；因为事实交代不完整、标点符号使用不准确、稿子抄写不清楚等被退回重编是常事。每当被领导教训一次，编辑都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里都难受好几天球盟会官网入口。就我本人也是如此，时常为一个小稿改好几遍，一张稿纸上如果出现几个差错整张纸就得重抄。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星期天、节假日和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孩子顾不上照看，家务更无暇料理。

　　在报社工作要求严，在大院生活作风要求同样严。每天的军人风纪检查，每周的早操训练，每周的大扫除搞卫生，都得认真对待，稍不留意，就得挨批。当时大院各大部每周组织早操，每次都由二级部点名，无故不到的上班后要说明理由。军容风纪检查不合格的，要点名批评。80年海司有个副参谋长，叫邓树琪，原在海坛水警区任职时人称“条令司令”。抓军容风纪特别严格，有时连海军也不放过。不知有多少次，我看到他叫住正在院里行走的干部严厉训斥，有一回他看到一位副司令一会在马路崖上走一会在马路上走，竟也上前提示不能这样走。没有想到，这事也让我摊上过。有一天上班之前，我抱着半岁的孩子往岳母家送，不巧在服务社门前被他发现了，把我狠狠一顿训，我也没办法，等送了孩子再回去换军装上班肯定迟到，只得穿着军装送孩子。但老的训斥，让我铭记终身。

　　在报社这几十年，有两句同仁的话我记得最深。第一句是：“出生入死。”意思是指，凡是走出去的多数能获得发展，而人进来不走就可能老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发展。第二句是：“这里是培养人的地方，不是使用人的地方。”意思是，报社是做学问的地方，这里严谨严格的治学环境、艰苦的工作环境和艰巨的编辑任务，有利于青年锻炼成长，但要想当官走仕途，就别到报社来。这两句话不是没有根据。许多报社优秀人才离开报社到机关各个部门都很辉煌。

　　然而，众多的海军报人，还是在这个园地里扎根落户，默默为人做嫁衣，在这里走完军旅最后一站直至退休，如报社老社长林彬、嵇振太、江卫阳、郭振、赵兴德，总编室老主任漆剑影、滕英杰，军事处老处长黄漓萍、陆石生，文化处老处长卢如春，通联处老处长陈彤、金锡珂，等等。他们一辈子贪恋爬格子，对写稿编稿改稿乐此不疲，为报纸奉献了人生。离开报社的同事有的当上了将军，有的成为名人，有的在地方发了财，而他们大多是作为普通军人退休，默默无闻，无怨无悔。也正是一代代老辈报人留下的敏锐洞察的素养、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刻苦求新的业务追求，才形成了海军报社新闻立报、深度立报、精品立报的办报传统，使得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海军”报头在读者心中更加闪亮，在报人心中更加神圣。

　　回顾本人在报社工作生活的三十多年间，虽然仕途上没有多大发展，也没有成为知名编辑记者，但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村孩子，能成为一名高级新闻工作者、一名部队正师级干部，也深感欣慰了，自己打心底里感激党的教育培养，感激海军报这块风水宝地的雨露滋润，感激老报人的辛苦帮带

　　在30多年的经历中我发现，无论在哪个部门，大家相处的日子都不会太久，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二年，真的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短暂的几年是十分宝贵的，稍不珍惜就抱憾终生。

　　我刚到报社时，报社的人员中老同志居多，不少是战争年代入伍参军和投身军队新闻工作的。当时（1981年底和1982年初），报社的人员组成是这样的：社长林彬，副社长周若扬；总编室主任漆剑影、副主任滕英杰，编辑苏万强、戴思鸿、隋自更、石佩川；军后处处长黄漓萍、副处长陆石生和吴恒训，编辑刘绍楹、孙新华、马发祥、赵兴德；政工处处长魏艾民、副处长嵇振太，编辑郭振、江卫阳、王兆海、李之千、姚戈；文化处处长卢如春、副处长虞棣棠，编辑林道远、杜宏奇、周红虹；通联处处长陈彤、副处长全锡珂，编辑余大吉、刘善兴、苏柏楠、赵玉福；还有公务员韩树斌、统计员赵剑峰、打字员朱刚等。与我同时调入报社的有杨玉文、张凡、段跃中，后一年调入的有王金生、孙玉琢、江元泽、朱金平。如今，这些老领导和老同事，均已分散到各处，有的升为高级将领，有的调走，有的退休，有的转业，还有的永远离开了我们。

　　刚来报社时，大家都对时任社长林彬的苛刻要求有意见，说他是标点符号社长、死板社长，确实，由于他的严格让不少人吃尽苦头，小则加班，大则挨批，可如今想想，正是因为有他那时的严，才有了本报安全发展，至少他在任期内报纸没出过责任错误甚至技术差错。在那个极度敏感、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年代，他保护了多少人啊，他是对大家的爱啊。老社长魏艾民大器晚成，当了二三十年处长后才任社领导，他学识渊博却为人谦慎，他批评人都能让你最后笑着出来，每年春节他都挨家走访，处长和编辑家属都能叫上名字来。他思想解放善于创新，倡导“允许胡思乱想不允许不思不想”，主张“为得意之笔开绿灯”，在他任期内本报率先实行专版副刊责任编辑署名制度，在他手下工作是一种幸福。嵇振太社长思想犀利，勇为人先，主持制定了许多改革制度，使年轻人在一种创新、宽松、向上的氛围中成长；江卫阳社长从当编辑、处长起就坚持每年春节走访每个家庭，令人感到温暖；王兆海副社长秉承了魏社长的为人风格，人格魅力芳留至今。我的老处长郭振，人称“报纸把关一道锁”，经他过眼的稿子、大样不会有任何上不准确、提法上不合适、方法上不妥当的现象，他的帮带让我受益至今。我的老处长马发祥，在业务上求新求深，在做人上刚直不阿，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同事理发，无论社内同志还是学习人员，只要人家相求从不拒绝。这在我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时在报社，领导与普通干部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都能相处无间，没有等级之感。报社十年代的几任公务员、通信员、统计员和司机，如韩树斌、赵剑峰、许正东、褚智源、梁科成、阮山峰、董学祥、冯英明、李书增等，与我们年轻编辑之间情同手足，工作与生活互相关心照顾，留下了美好回忆。

　　回想起来，在报社一起共事过的战友们的音容和笑貌，现在显得是那么地亲切和留恋，又是那么的瞬间和遥远。那些画面难以再回放，只能默默保存在心底。令人可喜的是，报社的这些传统，在后来的年轻社处领导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我是因为给海军报写稿才提干的，又是因为调到报社才长期留在部队和海军大院的，没有海军报就没有我的今天。无论年轮转多快，无论时光走多远，海军报和海军大院永远在我的心里。有的人尽管在报社工作和在大院生活期间也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与委屈，但他们离开之后仍会对那里充满深情，因为那里曾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常言道，好汉不提当年勇。自己既不是好汉，当年也不勇，只是平常人的平常事，在浩如烟海的往事岁月中，更算不上是一朵浪花。只是，对平常人来说，有些平常事往往最值得回味。